我的摇滚生活是从饭岛爱开始的！在2014年底糖果“为摇滚服务”纪念演唱会上，穿着闪光亮片制服的梁龙对乐迷们喊道，台下此时已几近疯狂，红黄灯光相间变幻的场地里，隐匿在墨色里的是一只只热情摆动的手臂。
自2000年梁龙的二手玫瑰在北京的一次演出引起轰动后，人们把二手玫瑰叫做摸进京城的一只“怪手”。乐队的缔造者梁龙具有把摇滚、二人转、曲艺、词曲自由玩弄于掌股之上的才能，15年间，他在舞台上嬉笑怒骂，搔首弄姿，登台必用“媒婆”、“军装”、“舞女”等各种抢眼造型，自如唱着“大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呀？”、“青春的青春，你座北朝南”、“我们的生活还在开，往哪儿开？”、“麦当劳是我们国家的”……
梁龙创造了带有土地和民族气息的跨界摇滚，一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得到众多乐迷的认可和喜爱。从一名因为打架被开除的保安到炙手可热的摇滚乐队主唱，来看看梁龙和他的音乐如何一步步成长的。
逃离故乡
梁龙的家乡在黑龙江齐齐哈尔，他从小并不喜欢这里，冬天永远是灰蒙蒙的，成长时赶上了东北重工业基地下岗潮，社会治安不好到处都有打家劫舍，梁龙在很小的时候就立志要离来故乡。去北京，有逃离故乡告别卑微出人头地的动力，更有玩摇滚乐的莫大吸引力。但是两次北漂追梦失败，穷得走投无路的梁龙为了生存又不得不回到他幼时最讨厌的农村生活。可也就是同样这一片黑土地，给了梁龙最朴实、最接地气的音乐灵感。
梁龙从小就非常喜欢摇滚乐，也一度以为摇滚乐就是技术型的，节奏特别快、特别强的音乐就叫摇滚乐。美国涅槃乐队（Nirvana）的摇滚乐传入中国对梁龙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Nirvana的风格中同时具有“垃圾摇滚”和“地下摇滚”的元素，他们用另类音乐风格进入了美国主流文化。“原来摇滚乐还可以变得这么自由”！不到20岁的梁龙受到Nirvana的影响，自己也尝试着用布鲁斯、拉丁等音乐风格做摇滚乐。
少年时代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去北京学习摇滚乐，他想做平克.弗洛伊德式带哲思的摇滚，但因家境贫困，父母拿不出钱供他去北京学习。1997年只有职高学历的梁龙只好在哈尔滨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决定自己赚钱去北京学习，但是保安的收入实在是微乎其微，存钱存得太慢，1998年，心急的梁龙开始着手组乐队。
梁龙找来了自己的老乡孙保齐做吉他手，又从阿城这座城市找了三个人，分别担任鼓手、主音吉他手和贝斯手，当时已经做了保安队长的梁龙利用职务之便，给孙保齐和贝斯手安排了保安和迎宾的工作，“这样乐队中有三个人工作赚钱，就足够维持乐队的生存了。”
当年，哈尔滨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为了慰问抢险官兵，梁龙带着乐队、扛着音响来到松花江边，为兵哥哥们做了一场公益演出。梁龙回忆：“那是我们第一次在公众面前表演，我们的舞台就是用沙子堆成的，当时唱了三首我自己创作的歌，还有三首Beyond的歌。那时候能有这么一场演出非常开心了，只是部队的规矩是不能站着看，只能坐着听，但必须鼓掌。”
这次演出也是这支乐队唯一的一次演出。那一年，他21岁！有一天晚上他和孙保齐喝酒喝多了，说着开始吵，吵着吵着打起来了，胡话连篇，扰得四邻无法安睡，梁龙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就知道自己闯祸了，领导让他中午12点之前收拾东西滚蛋，5个人的乐队也只好解散。
工作没了，梁龙查自己的银行卡，发现一分钱都没有，还欠了2000多元的外债，当时就崩溃了。他开玩笑说：“我们那时候都靠女朋友活着，没有了退路，跟女朋友借了500元钱，回到齐齐哈尔老家，跟父母撒了个谎，说北京一个大哥让我过去发展，说的非常光鲜亮丽，抛弃了稳定的工作，两眼一抹黑直接就去了北京。”
北漂：混得很惨依然吹牛逼
1998年11月，梁龙第一次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北漂生活。当时借住在一个叫崔景生的朋友家里，崔景生有个乐队，梁龙每天就跟着他们的乐队一起玩，但根本没有演出机会。“当时的我还比较装，不愿意去酒吧卖场，感觉自己是搞艺术的，一旦进了酒吧就完了。最后的结果很简单，没有钱生活，第一次的北漂生活在三个月后草草收场，春节前回到了齐齐哈尔。”
梁龙带了瓶酒和一本怪异的行为艺术杂志惨淡回家，头发半长不长落魄得很。女朋友看他混的那副样子，又和普通人生活格格不入，就分了。而分手也算是扫清了梁龙对家乡的最后一点牵挂。
1999年开春，梁龙第二次来到北京，他说：“这次我稍微学乖了一点，知道得先干活养活自己，排一些简单的歌去餐厅伴餐，当时还进不了酒吧，每天能赚到三四十元，一周去两三次，基本能吃上饭。”
但梁龙当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整个人是垮掉的，根本写不出东西来，很多时候，早上写的歌，晚上就不想看了，晚上写的，到第二天早上就扔了。“我当时都想，即使崔健来敲门，说你跟我混吧，也没有用了，因为我什么都干不了，处于精神和世界观面临崩溃的边缘。”
对于梁龙来说，穷可以承受，但没有思考、没有作品，是他完全不能承受的。他第一次考虑要转行放弃音乐了。“我接的最后一个活是乐队贝斯手舅舅的婚礼，给了我们每人100元钱，我当晚买了一张88元的火车票回到了哈尔滨。”
要面子的梁龙谁都没说，只提了一句回老家办点事，其实心里知道自己完蛋了。半夜三点，梁龙坐上最慢的那种绿皮火车，100块还剩下12块钱买点吃的，到了哈尔滨身无分文，说好来接他的乐队朋友没来，他就那么大包小包的在火车站凑合了一晚上，梁龙这下彻底崩溃了。
回到哈尔滨，身上没钱，梁龙找到之前做乐队的几个朋友，先是吹了一周的牛逼，“我就像一个使者，东家骗吃，西家骗喝，大家天天请我吃饭，以为我在北京混得很风光。”
蹭吃蹭喝一个星期之后，梁龙还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偶然听说乡下新华村有个农民叫苏永生，吹拉弹唱什么都会，村里的红白喜事都少不了他，最主要的是，他们家里有地方住，东北农村大炕，有个窝睡觉没问题。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梁龙只好又走进了他童年最讨厌的农村，就住在苏永生家里，每天什么都不干，每天就跟傻子一样，低着头，不怎么说话，什么歌也不听。梁龙回忆当时，重重地叹了口气说：“因为不好意思，我去他家还买了一袋面。一天到晚什么事情都不做，人家饭做好了就叫我过去吃，只剩下活着了。”
就是在农村待的那三个月，让梁龙的心彻底静下来了，他反思自己之前走过的路，小时候爱摇滚乐，两次闯荡北京混得那么惨。在这种心境下，梁龙突然有了感觉，在农村的田间地头上，他写出了自己的成名曲《采花》，他唱着：“有一位姑娘象朵花呀，有一个爷们儿说你不必害怕，一不小心他们成了家了，生了个崽子一起挣扎。”
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梁龙用了19天时间写了10首歌，又去歌厅用三天时间录了小样，10首歌从创作到小样出来，一共只用了22天。梁龙讲起这段经历时依然有些激动：“我终于想明白了，这应该就是我去北京要抓的那根线，也是我真正要表达的东西。”
摸进京城的怪手！
找到感觉的梁龙再一次有了组乐队的想法，他和苏永生一起，又找来了贝斯手马金兵，鼓手温恒，梁龙是主唱兼吉他手，苏永生是唢呐，四个人的乐队就算成立了。他们开始商量给乐队起名字，当时也参考了其他乐队的名字，感觉叫名词的乐队都火了，比如唐朝、黑豹，所以四个人商量也想找个名词。
梁龙梳理了一下自己两次去北京的失败经历，觉得自己是一个二手的状态，而北京当时的文化，也处于相互模仿阶段，包括乐队的风格、服装设计、当代艺术等等，都在模仿，没有走自己的路。“所以‘二手’就是在这种概念下产生的，也有反讽和警惕的意味。而‘玫瑰’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意思，代表爱、代表感情。”
梁龙把“二手”和“玫瑰”拼接起来，用毛笔写出来了“二手玫瑰”四个字，“我之前练过毛笔字，当“二手玫瑰”四个字写出来的时候，自己还觉得挺漂亮的，‘二手玫瑰乐队’就这样诞生了。”
1999年年底，哈尔滨举办第二届摇滚节，梁龙拿着录好的小样，送到哈尔滨一个音乐人手里，希望能参加年底的摇滚节。那个音乐人拿到小样后，让梁龙回家等通知。“当时心里非常忐忑，不知道能不能参加。三天后，电话通知说，你们的音乐是在哈尔滨没有听过的，非常独特，可以来参加，我们当时都乐疯了！”
就这样，二手玫瑰第一次参加了正式的演出。不久又接到了第二个演出订单，是2000年1月大庆的摇滚音乐节。这个时候，北京的几个朋友来东北玩，看到梁龙现在的状态，也看到二手玫瑰的演出，对他说，你现在可以去北京了，你已经找到自己的东西了。
朋友的鼓励给了梁龙莫大的信心，他决定过完春节就去北京。但是乐队的其他三个成员都无法跟他一起去，苏永生当时已经做了老师，这在农村是相当不错的工作，不可能辞职；贝斯手马金兵和鼓手温恒因家里很穷，和梁龙家有得一拼，根本没钱支撑他们去北京。
无奈之下，梁龙只好决定一个人先去北京，但四个人约定，梁龙先去北京发展半年，如果混的好，其他人就过来。“我当时算了一下，只要每个人手里有400元钱，就可以来北京了，因为当时400元钱可以在北京生活两个月。两个月之后我们肯定能找到活干。”
命运的分叉口往往很奇妙，兄弟四人自此的人生轨迹开始有了翻天覆地的差异。梁龙走后，贝斯手去烧锅炉，鼓手去卖羊肉串又赔了，一分钱没有也就来不了北京。贝斯手唯一的收入就是烧锅炉，不敢不干了，时间一长，刚在萌芽期的二手玫瑰乐队也就解体了。
来到北京的梁龙呢？
混的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很难找到演出机会，晚上就住在地下两层的地下室，因为那里比地下一层更便宜。但与前两次不同的是，他带着自己的作品，他认为很牛逼的音乐来北京混了，有了底气。
有一天，一个酒吧的主唱缺席，找到梁龙替唱两天。虽然只是替唱两天，梁龙也很高兴地接了，“我当时会唱的流行歌曲不太多，唱着唱着就没歌可唱了，乐队的吉他手就问我，有没有自己的歌，咱们排排也能演。我随便唱了一首，吉他手瞬间就弹出来了，我当时很惊讶，这个人就是二手玫瑰后来的吉他手王钰棋。”
梁龙非常欣赏王钰棋的才华，希望能跟他一起组乐队，但王钰棋说：“这个不能确定，你得先付费给我。就是每次排练的往返车费得给我报销了，每次4块钱。”
同年8月13日，北京的一个酒吧做了一场“中国首届视觉摇滚大冲击”的演出活动，需要找有化妆的乐队参加，请了梁龙过去演出。“当时很兴奋，后来才知道主办方是为了凑数，因为当时有化妆的乐队不多。”
但就是那场演出，打开了二手玫瑰在北京摇滚乐的序幕。虽然看演出的人只有100多人，但第二天大家就开始疯传，说有一个乐队的演出特别搞笑，穿着裤衩、拖鞋、画成媒婆就上台了，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表演。
梁龙分析道：“当时国内摇滚乐正处于不痛不痒的时期，新人拿不出新作品。二手玫瑰的出现，让大家看到了一些新东西，所以很多人说我们是摸进京城的一只‘怪手’”。
这次演出的成功，坚定了王钰棋的信心，他答应跟梁龙一起组乐队，也不跟梁龙要4块钱车费了。此时，梁龙又遇到了一个伯乐，叫牛佳伟，他当时在滚石唱片旗下的魔岩唱片公司。二手玫瑰虽然没有跟魔岩唱片签约，但牛佳伟成为了二手玫瑰名义上的经纪人。“他帮助二手玫瑰做乐队的配置，促成了第一个完整的二手玫瑰乐队。我们从北京的酒吧开始唱，二手玫瑰也慢慢走入正轨。“
红配绿，做品牌差异化
几年前，二手玫瑰去沈阳做巡演，发现酒吧里很多人都穿红挂绿，就是那种东北特色的花布，胳膊上系一个头巾，更有意思的是，大家都拿着扇子，感觉特别可乐，梁龙心想，怎么现在都拿着扇子来看摇滚了，这在全世界都没听说过。
“我当时特别震撼，觉得这场面很酷，这个文化元素是观众给我的，不是我自己产生的。所以在二手玫瑰十周年演唱会上，我就买了500把扇子发给歌迷，那天的演唱会成了扇子的海洋，舞台和舞美也是用红绿配来布置的。”
当晚，一位艺术家告诉梁龙，红配绿就是你的艺术元素之一，不可替代了。所以后来我们看到，无论是二手玫瑰的舞台设计，还是微博的设计，都运用了这种元素。梁龙也会用红配绿元素做艺术品和艺术展。从2014年开始，二手玫瑰还专门请了设计师，做红配绿的艺术衍生品，包括服装、家居、首饰等。
除了做衍生品，乐队自身的发展更重要，因为这个市场上没有那么多成熟的经纪公司，也没有那么多值得推敲的经纪人，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出现N多个金牌经纪人，这需要时间的打磨，需要专业化的训练。2014年年底，梁龙做了“为摇滚服务生活展”，缘起是他突然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摇滚在过去发生过什么，甚至有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崔健或者魔岩三杰了，他希望通过展览能再现这些早期的摇滚英雄。
梁龙打造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乐队风格，“我希望看到的是西北有苏阳、内蒙有杭盖、云南有山人、北方有二手，现在这种风格化的乐队已经越来越多了，甚至大家故意给自己贴上某种风格的标签。”
梁龙不认为国外大牌的音乐人都是艺术家，他说：“我比较喜欢的曼森，他不仅是著名的音乐人，也是一个超级炒作大王。所以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商业行为，也可以看作是艺术行为，一个乐队，必须有自己的思考。”
文章转自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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