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心看这个世界，给自己和他人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用歌声拆穿谎言；他有着比常人更灵敏的耳朵，以及对音乐更清晰的感知力。
他对于苦难有着自己的理解，仿佛早已窥探破命运的秘密；他是有着诗人气质的民谣歌手，他叫周云蓬。
经常有人问：“失明是否从精神上摧毁了你？”
他回答：“不会的，那时我还没有精神。灾难来的太早，它扑了个空。”
1970年，他出生于辽宁，幼年时，因患眼病随母亲四处求医。整个童年充满了火车、医院、手术室和酒精棉的味道。
九岁时，彻底失明。留在视觉中的最后印象是动物园里的大象用鼻子吹口琴。
他说，这是他后来弹琴写歌的最初动因。
1980年，他进入沈阳盲童学校读书。他有一个盲校的同学，妈妈是老师，每天都要读一百多页书给孩子听，听完了他就对周云蓬说“我讲给你听听”。
周云蓬生气了，心想：你看的多我就看的精！不管是《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拿起来就背，背一千遍。
1989年，他在天津读高中，十八九岁的男孩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虚荣心理。他一直想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想正常地去学校上学，家离学校20站，他都是自己走。
下课时，学校的走廊全是学生，他生怕撞到别人。他说：“走进那条走廊就像踏入地狱一样，总是等所有人都进教室了，最后一个进去。”
也许对于特殊人群来说，在这样的情形下，总有一股子自卑感油然而生。
他说那时能找到的文学气息的书极少，盲文版的更是少之又少，图书馆都是《毛泽东选集》那一类的书籍，像《红楼梦》这样的谈情说爱的书基本被删了。
“我恨透那些删书的人了。”他说。
1991年，他考入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中文系。大学期间，他开始学琴。
他说：“吉他之于我，好比战马之于战士。”
仿佛拨弄几下，就行嗅到它身上千山万水的味道。
他学完琴之后，开始教人，每次一小时。他不要收钱，只要求学生为他读一本书。
那时，他最爱的书是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和加缪的《局外人》。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家做色拉油的工厂。具体工作是待在家里，每个月领150元的生活保障金。
因为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屈辱寂寞的苟活，于是，说服父母，背上吉他，去了北京。
一下车就去了西直门地铁，卖唱挣了20块钱，觉得能活下来留下来了。
他在圆明园的画家村租了一间小房子，租金80元，然后找了一份街头卖艺的工作。
背起吉他，扛上音箱，卷一张大饼，走到海淀图书城。支好音箱调好弦，就开唱，从罗大佑唱到约翰列侬。
如果这一天收成好，就可以买点酒肉犒劳自己，在酒足饭饱后憧憬着未来。
1997年，他去了南京、上海、杭州、青岛、长沙，一路卖唱，偶尔在大学开一两次演唱会，结交朋友又匆匆离开。
1998年，他到了云南，在昆明那个灯红酒绿的春城，花光了口袋里所有的钱，然后逃票狼狈地回到北京。
1999年，他和朋友们创办了民刊《命与门》，这是一本充满宗教情绪的文学刊物，也正式开始写一些诗和歌曲。
他说：“我以前是个苦大仇深的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是个残疾人，你要自强不息，身残志坚。我去北京之后一直在淡化这种意识，别老当悲剧英雄。”
人为什么会绝望？就是你脱离了个体，脱离了具体的生活你就容易绝望。
他说，失明是一个存在，对他来说，走在街上，被石头绊了个跟头，这个石头就会提醒你一次，你缺了些什么，那种感觉渗透一生，没法超越。
他说：“我承认它的存在，也承认没法超越，或许这就是我看待它的态度。”
很多人有眼睛，但他们早已不看。这世界是他闻出来，听出来，摸出来，踩出来的，人们只是看到事物存在，但他能把很多东西渗透了。
“我到处走，写诗唱歌，并非想证明什么，只是我喜欢这种生活，喜欢像水一样奔流激荡。我也不是那种爱向命运挑战的人，并不想挖空心思征服它。我和命运是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形影相吊又若即若离，命运的事情我管不了，它干它的，我干我的，不过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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