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17日香港红磡的那个晚上，已经成为很多人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个神话。张楚，何勇，窦唯，唐朝，不论他们是否还时常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但是想到曾经的舞台上的他们，都足以让人热血沸腾。然而这种年复一年的怀念，无休止的膜拜，又能为当今的中国摇滚乐带来什么呢？是否真的像张晓舟所说，纪念94红磡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是一场中国乐坛的自撸运动。
作者：张晓舟
众所周知，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喜欢用鞭泡酒：牛鞭、狗鞭、鹿鞭……最牛逼的是虎鞭（嗯哼，这句话好像哪里不对头）——所谓壮阳大补酒。文革年代广西某革命农妇，还拿人鞭下酒呐……扯远了，我只是想打个比方：摇滚乐在吾国，也经常被搁到玻璃大酒缸里头泡着供着。
有年轻朋友前几天在微博上发起一个轰轰烈烈的纪念运动，昂然宣布：红磡中国摇滚乐势力二十周年倒计时一百天！
二十周年也罢，还倒计时一百天，搞得跟奥运似的，好像数到一百之后，神九就要嗖嗖射出去。
（图注：1994年12月17日晚上8点，中国内地窦唯，张楚，何勇，唐朝等摇滚乐队在香港红磡体育馆正式开演，用最直接的方式将中国内地的原创摇滚展示给香港观众。）
我转发评论说：纪念红磡（中国摇滚乐势力）和纪念王洛宾，是中国乐坛两大自撸运动。抱歉，话糙但愿理不糙。我要批评的当然不是魔岩那个红磡演唱会本身，更不是批评王洛宾，而是通过神化历史来自我浪漫化的恶习。二十年，神话浪漫主义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而真相的本金却依旧有限。
如今中国内地与港台的关系正一团乱麻，理一理两岸三地文化交流史也颇有现实意义，“红磡中国摇滚乐势力”是一个精彩有趣的剧目：一群台湾人从大陆摇滚乐获得情感认同，并倾力进行音乐加工、文化包装和市场开发，在大陆官方尚未对摇滚乐松绑的困境下祭出奇招，借九七回归前的红磡宝地向大中华地区乃至亚洲，发射中国摇滚乐的土炮。在盛志民的纪录电影《再见，乌托邦》中，魔岩掌门人张培仁提及他八十年代第一次看崔健演出时曾与友人抱头痛哭。由当年严酷的政治和商业环境所迫，魔岩更像一支注定要惨败的台湾音乐游击队——不管是面对母公司滚石还是面对魔岩大陆艺人，最后都难免落得两头不是人。
但令人抱歉的一个真相是：全场爆棚的红磡中国摇滚乐势力音乐会有大量是赠票，具体比例不好说，有人说大半，有人说一半。但尽管票房并不好，这却是魔岩一次极为成功的宣传推广，何勇骂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就张学友像个唱歌的，其他都是小丑”）出于自发，而魔岩趁势和香港媒体合力将其塑造为经典剧情。也就是说做这场演出是赔钱赚吆喝——这吆喝仍然声声不绝，以至于仍有不少人为其“倒计时”——却是为了开拓更大的唱片和演出市场。
然而他们迎头撞上的是排山倒海的盗版商。所以说纪念红磡中国摇滚乐势力，其实也是在纪念盗版VCD的青葱岁月。他们撞上的当然还有官方的冰山。接受《再见，乌托邦》访问时张培仁曾提出当年他觉得崔健的音乐更应该叫做“刀子乐”而不是摇滚乐，但连摇滚乐这词儿当年也是敏感词，更别说崔健还被长期禁演，于是魔岩只好改用“新音乐”来代替“摇滚乐”，“新音乐的春天”的宣传口号如今听起来很是民国小清新。
魔岩是撞着石头过河，却制造了时代的漩涡——而自己也随之被吞噬。千千万万嗷嗷待哺的摇滚青少年被魔岩启蒙，但他们却无法形成魔岩的消费市场——那张盗版VCD之所以影响深远，首先是因为当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受众从未看过任何摇滚乐现场，虽然国外摇滚现场的盗版VCD也开始流行，但这张毕竟是国货——在港台流行音乐大肆入侵的形势下，在九七回归的背景下，红磡中国摇滚乐势力还俨然成为某种爱国主义摇滚精神图腾，考虑到1985年在工体中国国家足球队输给香港队都能酿成一场大规模球迷骚乱，那么1994年红磡出现赤膊挥舞红旗的摇滚青年也并不出奇——无数中国摇滚青年在回顾那一幕的时候都在想象中冲上红磡的舞台，挥舞红旗一举占之。他们第一次通过盗版碟领略了摇滚乐，正如第一次被毛片开光，是文化的贫乏和饥饿，制造了红磡的魔岩传奇，一个青春荷尔蒙神话兼爱国主义图腾，红磡中国摇滚乐势力俨然成为中国摇滚的精子库。
很多人宁可被冻死在精子库里，也不懂得和现实做爱。
1995年在香港的另一场中国摇滚音乐会却完全被淡忘了，那就是崔健在伊莉莎伯体育馆的个唱。这反而是再正常不过的，正像崔健不习惯听粤语歌一样，香港人也难以理解崔健的国语，光是语言的障碍已经够大的了。崔健的孤独映衬了魔岩集团作战的行销力——然而孤独的另一面是独立。要知道滚石当年第一个想签的大陆艺人是崔健，但崔拒绝了。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独立首先是一种能力，而被魔岩誉为“亚洲音乐最高峰”的唐朝乐队至今也没有自己的固定专职调音师。
在魔岩制造神坛的那一年还有一件值得铭记但没人纪念的事，那就是《红旗下的蛋》专辑推出，从音乐上说我认为那是崔健最好的专辑。在崔健单刀直入直面九十年代现实的时候，站在“亚洲音乐最高峰”上的年轻人却在做梦，《梦回唐朝》完全是一首魔岩一手为唐朝乐队量身订造的歌，一首活活企划出来的形象代表作，它的成功也固化和束缚了这支乐队。唐朝承续的依旧是八十年代的英雄主义情结，而崔健不单继续其与极权主义的对抗性游戏，还第一次触及了商业时代，触及了虚无和无聊，而这才是九十年代的新感性：是《飞了》中弥漫的“人肉的味儿”，“英雄的鸟儿”“孤独地飞了”。
而有趣的是，在微博上发起红磡中国摇滚乐势力二十年倒计时纪念运动的，却是崔健代言的一款手机的官微。
重温红磡那个音乐会以及魔岩诸杰那时的作品，吟唱“幸福在哪里”的窦唯反而有点矫情空洞。大约七八年前有一次在演出后台跟窦唯聊起，我说《黑梦》是一般，但后面几张，尤其是魔岩拒绝发，后来窦唯自己出版的《雨吁》还是不错的，窦沉默了十秒，说了两个字：惭愧。在魔岩时代之后，他创作出版了三十张以上专辑。《再见，乌托邦》一片最妙之处，便是窦唯的缺席，缺席本身便是最好的态度——他既不需要一个乌托邦，也不需要“再见”这样一个浪漫的姿态。
这就是魔岩的精神遗产：以台湾唱片业相对出色的制作手段和企划能力——或者说专业技术和商业精神——将大陆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余脉转化为九十年代燎原的摇滚烈焰。但当时魔岩的大陆摇滚英雄们其实却是时代的滞后者，他们并没有充分认识九十年代巨变的社会现实，他们仿佛是柴火堆上的火鸟，既是英雄，也是祭品，飞高的那一瞬，即是坠落的开始，以先锋的名义，充当了时代的试验品。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即将举办一个向“朋克时代”致敬的展演，“朋克摄影教母”Shelia Rock的作品，性手枪乐队（Sex Pistols）第一任贝斯手Glen Matlock也将参加开幕演出。能否想象一个魔岩的回顾展演？朋克早已成为另一种变相的“低调奢华”，摇身一变昂然躺进了博物馆的水晶棺木。攻击讽刺女王令性手枪获得利滚利的反叛资本，而何勇仅仅是调侃了一个公共汽车女售票员（李素丽）就被封杀，在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将反文化转化为消费文化的机会和空间，朋克的抗议并没有转化为力比多经济，垃圾场依旧是垃圾场，并没有变成时尚卖场。魔岩英雄们只是在为下一个时代的受众积聚能量——草莓时代的新青年后来终于将何勇当年在红磡上的海魂衫红领巾，转化为一个撒娇的青春消费符号，英雄主义年代的阑尾，长出了消费主义年代的翅膀。
（图注：“朋克摄影教母”Shelia Rock的作品）
正所谓“一代人去那儿相互撒娇”，新一代人对魔岩红磡神话的膜拜，无非是对千万人同看一张盗版碟的集体主义英雄时代的某种追怀，“小日子”对历史大事件的向往，“小宇宙”对“宇宙大爆炸”的期待。
而魔岩的魔头张培仁现在又杀回来了，十一期间他策划的简单生活节将搬到上海来做。这并不是一个摇滚音乐节，但Television这样的伟大乐队也悄悄地夹在各种天后各种小清新的队列中（而在台北，简单生活节曾经还请过John Cale），貌似偷偷贩卖电视机的走私犯——在一大片白花花的嫩肉鲜肉中，这根纽约老骨头恰好也暴露了张培仁等老炮的一丝摇滚情怀，只不过“刀子乐”时代远去，如今人们需要的可能仅仅是一个消费主义的开瓶器——用来开启张震岳出品的干红葡萄酒，简单生活节还借音乐贩卖各种小清新文创产品。
二十年过去，中国内地已经成了一个巨无霸市场。消费主义统一大中华的时代终于到来，汹涌澎湃。二十年前未竞的摇滚事业，如今靠小清新一举逆袭。
不妨就以简单生活节去纪念魔岩红磡神话二十年，纪念的，与其说是摇滚青春伟业，还不如说是时代的五官挪位身材变形。
假如说摇滚乐都不能让阁下直面现实，那么就无异于老鞭泡酒。这坛老鞭泡酒，很容易被当做永恒的青春乌托邦来供奉。
但这，也意味着被阉割。
文章来源：腾讯《大家》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