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青春唱完：那么多青春、那么多故事、那么多忧伤都在这里

在欧美，摇滚乐手的照片从来都是构建摇滚文化重要的一环。但在中国，关于摇滚音乐的影像表达，有些单调，且大多是仰视的、表演性的，信息含量很少。所以，Lens编辑出版了《把青春唱完》一书，将摄影师高原在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摇滚和一个文化群体近距离的、平视的记录带给读者。9月19日下午，在北京单向空间爱琴海店，高原和超载乐队主唱高旗，以及曾担任窦唯的吉他手、后组建了周先生乐队的周凤岭，和全场爆满的读者一起回望青春。10月23日，在三里屯红馆，同样由Lens筹划的高原摄影展还将揭开更大的回忆空间。

沙龙从周凤岭讲他和摇滚音乐人欧洋、讴歌一起长大的经历开启。

沙龙现场

周凤岭：我们小时候是在海淀紫竹桥那一片。他们（欧洋、讴歌）家是总政的，我们就隔道墙。我跟欧洋是同班同学。大家都看过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好多经历（和电影里都是类似的）。上学眼神没弄好就挨一打。

高旗：你那时候没有戴眼镜。

周凤岭：我那时候本来看不清楚，但是不想戴眼镜，有眼镜不戴，因为觉得戴眼镜太面了。那时候中考补习，大家凑一块儿玩。晚上，在河边有另外一帮人把我们截住了。我们也不能打，就骑个自行车，特垮，有一个人过来跟我们叫板，我们看他们人多没敢说话。我记得有一个哥们儿过来（对着欧洋），说“你是欧洋吧”。欧洋就过去。那个人可能骨子里喜欢他，就过给了他一个小嘴巴，“我喜欢你吧，欧阳吧，还特痞的劲儿，还得服我”。欧阳平时不说话很蔫的，但他那时候回手一个大嘴巴就打过来。

高旗：然后几个人就捂他一个人，把他的门牙都拿掉了。就是中间那颗牙到现在都还那样。

周凤岭：那个时候我们还属于不是特别能打的。

高旗：你后来为什么能打了？

周凤岭：一直就不能打。能打的是有好多“兄弟”的那种经常来抄我们学校的人。我们也不能打、也不属于老实的孩子，也就是穿着像一幅特能打的样子，痞子似的。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干脆玩吉他吧，就组建乐队。

高旗：那是摇滚最丰富的时代。

周凤岭：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娱乐太匮乏了，荷尔蒙只能往这一个方向发展。

高旗：我们在学校也属于不能打的，但是你总想找牛逼的（东西），“哎哟这玩意儿牛逼，别人都没听过，就玩那个”。或者说，有些人直接想在女生面前有面子。

周凤岭：80年代我们开始跳霹雳舞。我们组建乐队因为冲着张炬了。

高旗：讴歌见张炬你们在吗？

周凤岭：在中国剧院，过年的时候有一个舞会，可能是，我见到张炬是在那儿见的。

高旗：我听的版本是这样：有一天讴歌在院子里瞎待着，突然有人说咱们院里进来一个大胖子跳霹雳舞，你还不把他丫茬出去。两个人冲上去以后，满地打滚，各种高难度动作，就把那胖子弄走了。

周凤岭：其实不是这样的，张炬身体素质多好，十项全能，地下大火霹雳舞，大火翻腾的BREAK，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晚上张炬在那儿跳霹雳舞。

高旗：所以你认为他们版本是吹牛？

周凤岭：他是为了活跃气氛，所以即兴编的吧。

高旗

高原：提到张炬，我就说两句。《把青春唱完》的缘起，最早是因为张炬去世的时候我专门给他做了一本相册，这个相册里面就是大家那时候一块儿吃饭、踢球、玩的时候的照片，还有一些朋友写给他的话。几年前我收拾东西无意中又把这本相册翻出来了，当时我就想把之前拍的大家的一些玩儿的照片，重新做成一个纪念册，给还在的这些朋友作为一个礼物。

高旗：从2010年开始，我也在拍摄中国摇滚乐的一个纪录片，从1985年缘起一直讲到2000年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做访谈，特别希望高原把故事讲得精彩，当时跟高原沟通说我想把底片放成数字版看的时候，发现每次翻出那个箱子都没法继续，都是哭到没法做，我当时非常理解她的感受。那么多青春、那么多故事、那么多忧伤，还有很多朋友都走了，所有都集中在照片里面，把我们过去的生活重新揭开，对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精神负担，所以我就一直也没有催促她。今天慢慢成了这本书，我觉得特别高兴。

高原：我的确没有想到很多朋友拿到这本《把青春唱完》以后也都是非常激动，有的人晚上睡不着觉，跟我说想起了小时候的好多事情。还有就是因为这本书我也听到了好多那时候没听过的笑话、故事。

高旗

高旗：屏幕上的照片是1996年的开春。当时我们做第一张专辑，是颜仲坤录的，我记得录到（1995年）11月份一天早上，电话响起来了，一接通，“高旗，北京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后来我明白颜仲坤从小没有见过雪，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见到雪。

高原：这个春游是最后剩下的残雪。

高旗：我背里驮的这个是欧洋的孩子（书中的247页），他特别贫，我特别喜欢他，他骑到我身上有很强的幸福感。这是录音过程中特别好的放松，后面会看见我们进行“砍头”和各种宣誓、玩闹的镜头。

（当时在北京的台湾工作人员中）只有颜仲坤和贾敏恕是玩的摇滚乐、很酷的两个人。当时包括唐朝的第一张专辑、魔岩三杰的三张、包括《黑梦》也是他制作的……中国摇滚乐A STAR都是他做的。

周凤岭

高旗：今天周凤岭是被我们临时抓来的，红磡的事可以问他。

周凤岭：1993年、1994年我帮窦唯弹了两年吉他。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红磡的演出在我心目中没有那么重要，我也没想到后来这个演出会成为一个时代符号。一个是可能那时候我也小，二是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演出而已。我印象中那个时期最重要的一场演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当时窦唯给radiohead做嘉宾，这是1994年5月份的时候。当时，欧洋结婚了，太太是英国人，他住在国贸公寓，那个时候能收到MTV，就看到radiohead，觉得这个乐队太棒了。不到半年后跟他们同台演出了，这个是我难以接受的转折。我记得是早上9点多钟，窦唯跟我联系说咱们去玩一场演出，在香港跟radiohead同台。我觉得特激动，那个时代信息也不像现在互联网这么快，对所有事物都见怪非怪。那个演出是在一个高山剧场，半露天的，在那个演出后没多久就拆了。那个演出设备都非常好。调试音的时候，我一弹声音特敏感，就不敢弹了，音响太好了，这种敏感度就有点紧张……到了晚上演出，观众的欢呼是我们从来没感受过的。那个时候亚洲人不多，主要都是从四面八方去的白种人、欧美人很多。我当时一高兴就是往前耍了耍范儿，结果底下就开始拽我，我说至于嘛。当时演出状态、音响特别好，你听窦唯主唱的声音特别清晰，就特别投入的、一气呵成的效果。演完以后，我记得后台所有人都击掌拥抱。事实上红磡演完之后，挺淡的，我个人也挺淡的，就是一个特别大的秀，虽然底下很疯狂。但底下疯狂没有在高山剧场那种震撼。后来窦唯跟我说他觉得那场演出是最好的，但是没有任何记录，因为当时办的是旅游。

当时radiohead找嘉宾，是选了整个的港台包括日本，最后就听到窦唯的《黑梦》，他们选择他来做嘉宾。

读者互动环节

沙龙现场

提问：问一下高旗老师，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和90年代那会儿的年轻人，精神困惑和思想困惑是多了还是少了？如果是多了的话，你感觉为什么摇滚反而在感觉是每况愈下的状态。再就是什么时候能看到你的纪录片？

高旗：第一个问题我很难回答，我不是现在的年轻人，所以不知道他们的困惑多还是少，就算是知道我也没法在中间做一个比较。好像理论上应该是困惑更多一点，因为这是一个网络信息的时代，信息和音乐比90年代多很多，年轻人在这么复杂的信息里面迷惑可能会更大一点。但是我会很羡慕他们现在能听到很多特别牛逼的音乐，而我们那会儿想找到好的音乐很难，如果能听到的话就会记住很长时间。现在直接可以跟国际音乐接轨，在很大的范围里找到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做自己的音乐。

经过这么多年，摇滚乐队有非常好的发展，好多年轻乐队有非常棒的音乐和新的表演，我们90年代全国加起来能够出唱片的乐队也就不超过十个，是非常非常小众和举步维艰的方式。

纪录片的事情，很惭愧。我们在2011年、2012年采访了50个嘉宾，甚至更多，所有这些直接参与者、创作者，从崔健开始一直到后来的一些乐队。我们自己如果有团队记录可能会更真实。但是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比如说80年代、90年代大家很少有摄像机，大部分影像资料几乎是空白。我们在这上面花了很多功夫，但不是很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