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入更多禁区 80岁也可以做新人
“千万别再聊《一无所有》的那个晚上了！”崔健曾如此对记者说。近30年前，崔健从一个普通文艺青年突然跃升为里程碑似的文化人物，各界对他歌曲的解读让他自己都觉得有些过头了。这位“摇滚教父”更希望的是封存往事，继续开疆拓土，哪怕作为一个新人。
身处高位多年，有的人想封杀他，有的人想利用他，年轻人则在挑衅他。即便他和他的歌已经边缘化，即便在现场他难以召唤起万人大合唱，即便如今年轻人瞪大眼睛问“谁是崔健”，他作为历史符号依然让人高山仰止。
但崔健不满足于做符号，平心静气地审视崔健，我们会发现他始终是个认真到有些较劲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尝试“冲入更多的禁区，看到更多的新鲜，偷尝到更多的禁果”。就像52岁的他抱着“80岁也可以是新人”的态度成为新晋导演一般，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比年轻人更有活力。
哪里是演出 分明是闹革命
有几次，崔健去看演出，现场的年轻人会对他起哄：“摇滚老炮，给我们买啤酒吧！”崔健对此一笑了之。他当年还是叛逆的符号，曾说过“年轻人永远是对的”，现在他老了，本身就是年轻人推翻和挑衅的对象，他已经习惯了。
让年轻人耿耿于怀的是，崔健是里程碑，同时也是绊脚石。一切源于1986年5月9日的晚上，《一无所有》在工体横空出世被反复解说，已变成传奇，传奇就意味着必定有太多的添油加醋、过度诠释。人们热衷于统计歌中唱了23个“我”，这又如何启蒙了大众的心智，甚至《读书》杂志也刊文论述歌手“成为时代的一个文化现象……”
即便崔健本人，无数次被问起当年也显得有些无奈，说“当年就是歪打正着，像中彩一样”。如果崔健没出来，也有可能是别人“歪打正着”，但天降大任于这个在采访中自称胆小的人身上。哪怕成名多年，崔健依然不善言辞、不会说客套话。
一个街巷大院里的普通青年，在25岁时就这样飞速成长为一个深刻的艺术家。乐评人李皖说：“其实《一无所有》不算摇滚，它就是一首‘西北风’的情歌，但是后来被附会了太多的内容。”但《一无所有》是启蒙，必定作为划时代的事件被反复说起。
崔健说自己早期的音乐其实是逃避：“在不妥协的前提下，我又惹不起你，干脆一走了之。”他玩摇滚快丢了工作，被父母责骂，他跟朋友念叨“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这两句话也被他写进了歌里。
当事的年轻人内心的压抑也正需要一个出口，他们选择了崔健的歌，并在其中寄托了太多。崔健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两张专辑迅速完成了大众的音乐启蒙，也让自己成了那个年代文化的颠覆者。用摇滚乐义演、翻唱《南泥湾》、在舞台上“撒点野”，连他巡演时现场观众的躁动都是当年的叛逆之举，让工作人员惊叹“这哪儿是演出，这分明是闹革命！”而随后多年的演出禁令带来了限制和压力，但无疑更加塑造了崔健叛逆英雄的形象。
厌恶横空出世 将军开始当兵
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也是崔健最后一张被歌迷广泛接受的专辑。崔健的启蒙职责已经完成，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和中国摇滚乐一起进入被边缘化的进程。
多年后，崔健自己也在反思一切转变的原因。“中国的摇滚现象产生在媒体，是文字爱好者对摇滚关注的结果，让我们当时一刹那就走红了。真正的摇滚乐应该像西方那样，从小型演出滚起来的，是积累出的一种文化。”
中国的现场音乐文化和多年前一样，停滞甚至倒退，更多人并不习惯看现场演出。“当我写了《红旗下的蛋》以后，就厌恶了这种横空出世的位置。我试图把两脚落在地上，这个感觉就像将军开始当兵，要解决具体问题了。”崔健说。
崔健很少发声，但对“真唱运动”他吆喝得最为卖力。前经纪人陈戈说，2000年前后，崔健推掉的演出约占全年演出数量的四分之一。原因在于，电视台和演出商提供的灯光、音响设备总是不尽如人意，呈现效果达不到崔健的要求。
一个叫做“欢乐中国行”的节目中，崔健的乐队当着现场吵闹、毫无耐性的观众调音足有40分钟，主持人在中间不断圆场。而作为对照，当接到企业、银行、甚至国际大型活动邀请时，汪峰与经纪人拎着装有一张伴奏光盘的塑料袋，“到处去唱卡拉OK”。
因为随口评论知名流行歌手的假唱行为，崔健几乎和整个流行乐坛为敌。但他坚持一站一站地巡演，发起“真唱运动签名行动”。直到2005年，文化部颁发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以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对假唱问题提出明确的处罚规定。2009年，央视春节晚会也终于开始真唱。
在横空出世20年后，崔健依然是个启蒙者，改善了音乐产业链。很多业内人士认为近年音乐节的火爆和“真唱运动”不无关系，观众们更习惯了观看现场演出。在唱片市场被互联网冲击得七零八落的情况下，现场演出成了音乐的生命线。
除了真唱运动，崔健做过的诸多尝试，在近些年才逐渐得到公开。雇佣制已是中国摇滚圈的主流合作模式，崔健也是最早尝试者之一。在乐队成员平均分配、吃大锅饭的时候，崔健最先“不讲义气”讲起了职业化。而他在1990年打的“中国第一个版权官司”，也直到2011年才由他在一次论坛中初次提及。
大家追求短平快 他在孤独思考
将近30年过去，崔健还顶着“摇滚教父”的帽子。“我愧对这个称号，因为我觉得我的作品太少。我出专辑慢，因为我的作品不像那帮人是流水线的。我给自己最大的一个压力就是要一直提高作品质量，因为我较劲较得太狠，其实我应该放弃一些。”崔健说。
早上5点睡觉，下午2点起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每周一两次游泳，从不沾染毒品。作为“摇滚教父”，崔健生活得一点也不摇滚。他对待媒体更加温和，从不和商业合作的他也考虑推出印有自己头像的手机。有些人也在质疑，崔健过上了中产似的生活，他的叛逆早已不在。
他的歌曲不再传唱，演唱会也不能保证不亏本，专辑甚至需要唱片公司考虑保底。他的第四张专辑《无能的力量》不负当年的影响力，第五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抛弃旋律让他丧失更多的听众，而这最近一张专辑距今已经9年。尽管他还在坚持给时代画像，但他的确不在中心位置了。曾和他对谈的学者周国平总结，“大家都在追逐短平快，但他依然在孤独地进行一些坚实的思考。”
光环减弱的崔健，逐渐成为年轻人挑衅的对象，似乎打到了“摇滚教父”就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崔健则显得越发宽容，“如果年轻人不成功，应该是老人的失败。”他期待年轻人不要光较劲，也要有真东西。
乐评人杨波提到年轻人时说，“就算崔健是摇滚他爹，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也没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儿子！”但崔健的价值也在于，他仍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引领和带动着中国摇滚音乐人的创作热情。在如今最火的电视选秀节目上，依然有年轻歌手唱着崔健的《花房姑娘》、《一块红布》。
在私下里，崔健则经常隐身在北京各种演出场所，看一些年轻乐队的演出，静静地站在一旁鼓掌喝彩。他曾作为艺术总监亲自物色了新一辈的摇滚乐队“子曰”，并出任他们首张专辑的监制，这张名为《第一册》的专辑被评为“中国十大最佳摇滚专辑”。
崔健本人一直求新求变化，“能让我产生激情的东西，我都愿意尝试。”2011年元旦，崔健再次回到工体举办个人演唱会。这次他尝试将摇滚和交响乐融为一炉。与他携手合作的，正是他当年工作的单位——北京交响乐团。而在其他的演出中，他也像做实验一样尝试各种给老歌重新编曲，不管观众是否能跟着唱歌。他的想法是，乐队一定要进步，一定要给观众带来新鲜的东西。“无论音乐还是电影，你感到新鲜，你才愿意欣赏”，崔健说他愿意做“那个打井的人”。
在觉得音乐已不能满足自己表达欲望时，电影是他释放的另一个窗口。在媒体问到“是否担心失去和年轻人交流的管道”时，崔健说，“我还有一个方式就是通过电影，因为电影音乐是可以滞后的。《迷失的季节》就因为《黄金大劫案》重新又火起来。在某种程度上，电影音乐可以保留一些东西，可在以后释放出来。”
这就是崔健，总是在铆着劲儿做点什么。而他的任何作品又像他每一张专辑一样，尘封一段时间后总能被人解读出新的价值。尽管这解读的过程越来越滞后和漫长，但这对崔健来说都不是问题，“惟一的问题就是你自己放弃了”。
本文转载自北京青年报，意在传递更多信息，并无任何商业目的。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作者尽快与本站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