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雄 、王青欣
宋冬野说自己不读书，但他在各类文字访谈中呈现的思辨倾向表明他是个爱琢磨的人。他能把无趣的问题答得有声有色，这是一个表演者的接茬天分，他天生属于舞台。在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之前，宋冬野是个激情过剩而唱功平平的音乐爱好者。粉丝们翻出几年前他在学校迎新晚会上的表演：汪峰的《北京北京》，这首歌那时还没后来那么流行。宋冬野穿着一套过大的西装在台上闭眼酝酿情绪，那首高亢的歌曲使他略显做作而轻薄。但出现在公众视野时他已是个成熟的民谣歌手。他有自己的台风，放松又有点小俏皮，他懂得何时释放一个胖人的灵巧。他的声线慵懒低沉，充满某种被驯服的粗野能量，而他采用的那种唱腔似乎是贴在姑娘耳边的呢喃。这种情欲的意味贯彻到他对自己形象的设计中：长鬓角，山羊胡。被突出的荷尔蒙气息与胖子的萌点构成了对女粉丝的双重杀手锏。
在一个采访里他坦言不出专辑是因为写不出来，死磕写出来的5首歌已被自己“全部销毁”。他承认成名对生活的影响，“钱挣多了……说不浮躁是假话，但说玩物丧志也是假话，这种平衡点很难找，我不知道能否像别人一样找得到它。”
人物周刊：如何理解“风格即人”？
宋冬野：人这个字眼太大了，每个人都无法被完全概括，所谓风格大概也是某个节点上创作情绪的体现，在潜意识上创作人也会尽力把美好的一面或者本身想展示的一面放在创作中。谁是什么风格，这个问题大多是由其他人来定夺的，而谁是什么人，估计谁都无法有全面的命题，包括自己在内。
人物周刊：民谣音乐借着选秀节目火起来了，有些民谣歌手和歌迷觉得“可悲”，对此你是什么态度？
宋冬野：歌迷觉得可悲我理解，我也曾有过这种心理，自己喜欢的歌可以满含热泪地强烈推荐给朋友听，但是又不想让它变得人尽皆知。大概是因为自己总觉得自己有那么点情怀，总觉得只有自己或者自己身边的人才有那些所谓的鉴赏能力。也许是因为有点狭隘有点自私吧，一旦人尽皆知就不乏有恶搞，不乏有“不尊重作品”的现象出现，社会本就浮躁，自己的这点情怀再变成了助推剂，就不是特别好了。
歌手也许大多不会觉得可悲，更多的应该是矛盾。比如说我，首先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也并不觉得以我目前的能力可以值现在这么多掌声和诋毁。被唱火了意味着可以挣到更多的钱，有好吃的有好穿的，同时也意味着要面对更多可怕的事。有时会感觉背离初衷，有时会变成自大狂，身边的人会把你捧到天上去，经纪公司会为了鼓励你而夸大其词，有人会说你不守本分，有人会说你不求进取，有人会说你骗钱然后编故事抹黑你。说不在乎别人的评论是假话，太在意了又会抑郁，这其中的根源大概还是那点儿看不见摸不着的情怀。
人物周刊：有些人觉得民谣是小众音乐，流行会使它丧失掉本来有的韵味。但这些年你的民谣歌曲比如《董小姐》、《安河桥》非常流行，已经经过了流行音乐的改造（比如solo部分的段子改成简单的旋律线），你是否觉得传统民谣需要经过pop化处理进而被大众所接受？
宋冬野：什么是民谣，什么是小众，什么又是流行呢，谁都说不清。对于我来说，我只知道我做出来的东西要先过自己这关。那些概念性的事真的没有考虑过，大众接不接受就更没考虑过了。我觉得一个人一个组织再深谋远虑也没法去预知这么大一个市场，所以所谓改造也是由我当时的性情而已，我连五线谱都不识，又怎么能掌握“流行化处理”这么复杂的事呢。我认为要是为了迎合而去改造，那必然会是失败或者做作或是让自己不痛快的，所以做音乐这个事还是由着自己的心来吧，也许民谣就是流行，也许有一天后摇雷鬼迷幻摇滚非洲土著也会是流行，到时候讨论起来得有多乱啊。
人物周刊：你曾经说过，民谣不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民谣歌手们不会推销自己，还有一个原因是市场接受度不高，现在自己火起来了，有没有想过用自己的力量将更多的民谣歌手和民谣带入公众的视野里？
宋冬野：当然想，比如尧十三，比如更多深深感动了我的音乐人们。如果有机会能做这样的事我一定会前赴后继。但有时确实也有些矛盾，因为“出现在公众视野里”这个过程对于音乐人本身着实有点痛苦，尤其是我行我素惯了的独立音乐人，自己的生活被强行改变，搞不好精神会出问题的。
人物周刊：在一次访问里，你说过成名之后确实有段时间自我膨胀，后来被朋友骂醒了，这几年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对你的创作和价值观有影响吗？
宋冬野：我也经常在考虑这个问题，想了很久也无解。最近这几年经历的有点多，影响肯定是巨大的，也因为这些改变而痛苦过很久。其实既然我一直认为做音乐是对自己生活一次又一次的真实记录和评论，那我想我也应该把这些过程都记下来，都放在音乐里。没法去改变生活那就去记录它吧。过去我总想总结自己，总结生活，总结过程，后来我知道那是傻帽的行为，感受还感受不过来呢，谈何总结？“总结生活”这种事应该留给墓志铭。
人物周刊：成名之后有无失去什么？
宋冬野：没觉得成名，但有时候觉得失去了一些认知，挺可怕的。首先是对自己的认知，每天活在最美好的赞美和最恶毒的谩骂之间，而且想一想总觉得都有道理，于是就会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对是错是好是坏；其次，扑面而来的人和事太多，眼界越来越开阔，听的音乐也越来越多，于是就不知道是善是恶、是大是小、什么音乐才是最想要的。
人物周刊：你现在对“好的音乐”的标准，与5年前、10年前相比，有不同么？
宋冬野：我很庆幸10年前、5年前我认为的“好的音乐”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它们是好的音乐。标准其实很简单，一直都是“好听”，不管什么风格什么人什么语言什么乐器，只要是好听，就是好的音乐。不同的是多年前我认为好的音乐太少，不够听的，现在我发现好的音乐太多太多了，实在听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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