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朋克已死”的呼喊中，The Clash推动的不仅是商业浪潮，更是重新定义了朋克

文章作者：窗台。民谣爱好者及音乐偏执狂，会花一天的时间只为找一首入耳的歌并用文字找寻其背后的故事。公众号：民谣窗台。

70年代后期的西伦敦，几个身形瘦削的年轻人称自己是唯一重要的乐队，这句口号在如今看来并不相差太远。尤其是在一群嗑药、斗殴的狂暴年轻群体中，争议式的言辞不会招来赤裸裸的嘲讽，因为这种挑战权威的信心和幻想在琐碎生活里比诗样的语言更能赢得理解。

而第一个正视他们并邀请同台演出的人，恰好是后来总被与之相提并论的sex pistols。不过和sex pistols策动摇滚史上一次新的革命不同，他们在70年代末如火如荼的朋克风潮里起到的是另一种作用：推动朋克乐的商业化和时尚，以及更丰富的声音和态度。

他们就是The Clash，英国朋克最具影响力的乐队之一。

在叙述The Clash之前，先来了解下经济萧条的70年代里与中产阶级之上的绅士社会全然对立的英国青年亚文化。就像《猜火车》中无从选择的瘾君子们自毁堕落的道路那样，曾经的嬉皮士变得暴躁不堪，他们需要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来幻想或是对抗。

于是，无政府主义和反秩序权威的朋克运动提供了一种独立于现实政治的思维方式。换一句话说，朋克在当时更像是解放自己的青年“政治”。

举个女王25周年庆典的例子。

按传统会巡游泰晤士河，不过在仪式举办的两天前，sex pistols特意租了条轮船模仿女王巡航，虽然演出被官方强行制止，但这种看起来十分出格的行为却高调宣示着一大批青少年对反秩序是有多么热衷。

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爽。

和纽约的地下朋克相比，英国的朋克风潮演变成了全社会关注的文化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确实没有真正的朋克。

这种阶级和自我个体无法逾越的矛盾，使得The Clash带有鲜明政治反叛的企图顺其自然的受到极大追捧，而这几个年轻人的梦想，在伦敦的呼喊声中开始越来越有力量。

一般人总把梦想视作诟病，因为它远比理想虚妄、不合时宜，但如果生活中缺少梦想的调料，也许Joe Strummer（乐队主唱，以下简称乔），这位外交官的儿子不会和工人阶级出身的Mick Jones（吉他手、伴唱，乐队大部分词曲由他创作，以下简称米克）以及Paul Simonon（贝斯手、伴唱，以下简称保罗）有任何交集。

在私立学校成长的乔，在他身上除了睿智、政治色彩之外还有60年代华丽摇滚的影子。这份魅力首先表现在标志性的着装上：花哨的丝巾、束进牛仔裤的衬衣、漆皮夹克、大皮靴。这种典型摇滚乐手的行头掀起了伦敦街头的朋克时尚，加上他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演，在没有加入The Clash之前，他原先的The 101 ers乐队已经被sex pistols看重。

米克和保罗的经历有点类似，两人都是自小父母离异，米克从少年时便迷上摇滚乐，他的偶像是美国传奇乐队The New York Dolls。逃避生活的阴影和受偶像的影响让米克自然形成了无所顾忌的音乐态度和我行我素的性格，他很快解散了自己的乐队，并邀请Bernie（前sex pistols的助理）担任乐队经理人，Bernie则告诉米克不要沉迷于翻唱，必须走自己的路。

保罗是另外一块重要拼图，他热爱色彩，痴迷于作画，出身于波西米亚的保罗在外人眼里其实更像个具有浓厚艺术气息的伦敦人。从艺术院校毕业后，保罗一直犹豫在当一个严肃艺术家和寻求更精彩的生活之间。在米克召集乐队时，他蹩脚的吉他手感差点被乐队放弃，好在他弹贝斯的天分比绘画更出众。所以当保罗尝试着玩起朋克乐时，他显然发现了更为刺激的事情。

到了76年，乐队阵容基本组建完毕，随着乔的最后加入，他富有个性的声音让The Clash变的与众不同，他们一起成了西伦敦的一部分。很快，The Clash在《100俱乐部》的电视节目里变得火爆起来。

激烈、尖锐、个性、叛逆、奔放、躁动……这些词眼已经无法形容他们在舞台上亢奋的表演，随之而来的是The Clash得到了哥伦比亚唱片的签约。

事实上，乐队本打算和宝丽多唱片签约，但与更国际化的哥伦比亚唱片相比，几个大青年没有任何理由说“不”。当反商业的朋克加入到商业之中，甚至有极端的死忠把这一事件定性为朋克之死。（搞笑的是，The Clash并没有从10万英镑的签约费里拿到过任何报酬）

想要成为唯一重要乐队的野心值得The Clash去赌一把，所以当首张同名专辑在77年发行后，显然他们赌对了，因为这张专辑成为了70年代末最重要的朋克专辑之一。它具备那个年代朋克乐的所有元素：振奋人心的音乐、原始三大件的简单粗暴、无休止的愤怒、智慧的政治倾向以及涵盖各种领域的讽刺和现实描写。

每次脑补时，眼前都会重复The Clash现场演绎“I Fought the Law”的激情画面：乔双手遮眼做骑马的姿势、米克和保罗疯狂的前后摆动、台下尽情POGO的无脑青年。瞬间燃起的荷尔蒙能轻易征服所有置身其中的人，包括舞台上极致表演的The Clash。全情投入的他们在回到后台时躺在地板上甚至没力气说话，而这种对歌迷的热忱也得到了最受欢迎的反馈，在伦敦彩虹剧院的演出，热情的歌迷扔烂了眼前所看见的一切。

40年后再去回首时，这张同名专辑无疑成了朋克的经典，任何一首歌曲都能让人热血沸腾，歌词里的挫折感和愤怒情绪至今让人念念不忘。其中有首翻唱的作品“警察和小偷”更让人看到The Clash勇敢和改变的一面，当时几乎无人相信雷鬼这种牙买加黑人玩的东西会在朋克里出现，同时也预示着The Clash在未来并不会以单一的朋克风格出现。

特别是在Topper Headon加入后，他不仅仅是一名技术高超的鼓手，同时也是玩转爵士乐的高手。单论精通乐器这方面，保罗在海顿面前简直弱爆了，以至于保罗在夸奖海顿时这番说道：有了他，我们不但有了鼓点，而且有了鲜活的生命力。

录制第二张专辑时，公司要求乐队增加更多的流行性，因为首专在美国的发行量远远低于预期，从而专门从美国找来了制作人。然而The Clash搞砸了这件事，他们在内容表现上更加深刻。 “屋顶上的枪”、“英国内战”、“汤姆森冲锋枪”等歌曲用近乎粗鲁的形式再次把视线瞄准了社会的热点：军国主义、种族歧视、青年的失意……

毫不妥协，毫不背叛的行为引发了乐队和公司的矛盾，同时他们共同意识到乐队政治化和商业化的联系，而备受关注的The Clash也即将迎来一张打破乐队记录的专辑。

这便是名列滚石收录的最伟大摇滚唱片排名第八的《伦敦呼喊》，也正是这张专辑在当时实现了The Clash“唯一重要的乐队”的梦想。

《伦敦呼喊》被评为80年代美国最佳专辑，The Clash用42天的巡演横扫了整个美利坚，这张富有传奇色彩的唱片融合了多种曲风，涉及的领域更为宽广，他们如同一个睿智的复制者将狭隘的情绪用更诗意和流行的表达重新定义了朋克乐。

从第一首同名歌曲到最后“荒野列车”的呼喊，每一首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概念：美和愤怒是可以共存的。

《伦敦呼喊》是The Clash给我们的答案，就像一副印象派的油画，抽象阴暗的表面里蕴含着奔放自由的情感，当压抑紧张的力量开始爆发，所有敏感惶然在一遍遍的拷问中指引年轻人坚守最后的阵地。

这也标志着The Clash最辉煌的开始，紧跟着的两张专辑让乐队达到顶峰。不论是史诗般一套三份的《桑迪尼斯塔》，还是更强流行性的《战斗摇滚》都显示出了他们非凡的才能。只是当这种充满煽动力和破坏力的音乐快要失去它生存的土壤时，源于反抗又高于反抗的朋克终究在尽情释放后返回起点。

于此同时，乐队在音乐风格的分歧也达到无可补救的地步，在创作乐队最畅销的《战斗摇滚》时乔和米克已经分开来写歌，内部的动荡预示着这支带给朋克巨大影响力的乐队终将以告别的方式结束。保罗指责米克的我行我素，米克则强调乐队必须停下频繁的巡演并减少唱片产量，而乔选择将吸食过度的海顿和喜怒无常的米克驱逐出乐队。虽然他们都清楚，谁走谁留下都不再重要，一个不复完整的乐队已经走向末路。

他们眼睁睁看着曾经的梦想逐渐消逝，昔日的朋克青年站在西伦敦的天空下仰望，最后终于被时代赶超，而The Clash也在85年正式解散。他们对朋克的热忱造就了自己不朽的成就，即便他们没有走到最后，但他们成功扭转了朋克愤怒暴躁的反面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