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孩子们都在狂奔，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跑。罗大佑从老远的地方来，把他们捉住了，收容了这一群“孤儿”。好多年过去了，孩子们都长大了，罗大佑取下墨镜、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早已洞穿了岁月化为一个苍凉而美丽的手势……
谈别人的音乐
记者：你怎么看韩国与日本音乐的流行？你是否觉得华语乐坛正在没落？
罗大佑：我知道现在竟然出现了什么“哈日”、“哈韩”族，我觉得这与整个的国际经济有关，像现在的台湾，由于一些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导致人心浮躁，所以音乐也不会有优美的形态。人心对未来并不清楚，音乐也并不容易创作。像我自己，从１９８３到１９８７年是全盛时期，而以前的韩国、日本音乐是很难打入台湾的。
记者：你了解大陆音乐人做的摇滚乐吗？你怎么看中国的摇滚乐？
罗大佑：北京的摇滚乐其实蛮多的，乐器虽然是西方的形态，但是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所以他们的摇滚乐更多地感受到一种历史观，这与西方是不一样的。中国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那么多的民族文化融合起来，音乐上应该有很大的创作养分和空间，中国的摇滚乐应该走民族化的道路。
记者：听说你很喜欢《麦田里的守望者》，你是不是在潜意识里希望做一个乐坛“守望者”的角色？
罗大佑：你这个问题非常好。是的，我不仅关注音乐也关怀社会。“关怀”有柔情式的也有愤怒式的，我把自己走过一段比较艰难的路的经验和年轻一辈的音乐人共享，让他们的音乐之路更平坦一点、公平一点，收入稳定，劳动会取得报酬，这样的创作环境其实非常重要。我愿意做音乐的“麦田守望者”！
记者：如果让你推荐一位大陆歌手去台湾开演唱会，你会推荐谁？
罗大佑：崔健和窦唯。虽然他们两人的音乐形态相差蛮大的，但都让我非常欣赏。
谈自己的音乐
记者：你在演唱会中唱起哪些歌时会最有感觉？
罗大佑：《未来的主人翁》、《爱人同志》、《你的样子》、《恋曲１９９０》这样很流行很“老土”的歌，唱起来觉得还是很舒服的。这些歌会让我和观众有历史的空间感和共鸣感。
记者：你曾经说过“十年一阕恋曲”，８０、９０写到２０００似乎已是一个极致，有没有打算在新世纪再谱恋曲？
罗大佑：有，快发表出来了。深圳演唱会上就会演唱，还会以现场录音的形式记录下来，收录到我的新专辑中去。
记者：人们对你的新专辑的期待值比较高，失望的可能性也就很大，会不会担心这张新专辑让你“晚节不保”？
罗大佑：（笑）“晚节”很重要！我熬了那么久，６年没有出唱片了，这张唱片１２首歌平均半年才写一首。花了那么长时间来做，已经完成了７５％，目前看来应该不会“晚节不保”。
记者：你从去年开始才来内地演出，会不会觉得太晚了？你觉得内地歌迷的反应怎样？
罗大佑：这怎么会太晚呢？这是我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场演唱会，２００１年是新千年的开头。我相信热情来自于期盼，只要有期盼、有热情的话，就永远不会晚。内地歌迷给我的感觉更直接和震撼些，感到他们内心的火花出来了。谭咏麟、张国荣一开个唱就是三、四十场，香港特别注重“纪律”，这样的演出能够感动内心的东西就不多了，而台湾则主要是以宣传唱片形式进行。我在北京录制《实话实说》时，看到有的歌迷说话时眼中有泪光，我想这是真实的。
愤怒与爱
记者：你认为音乐是愤怒重要还是爱重要？
罗大佑：愤怒和爱对我来讲是同一种东西。就像男女之间，有时候吵架吵得那么厉害，分手的时候伤痛那么强烈，其实都是来源于爱，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记者：经历了感情的风风雨雨，你还相信爱情吗？
罗大佑：当然相信爱情！我还是相信人需要爱情、需要异性，讲小一点，需要肉体的满足和沟通。同性和异性的沟通是不一样的，男人永远需要女人，女人永远需要男人，这是永远不变的真理。
记者：你会等待新的缘分还是去追求缘分？
罗大佑：缘分是可遇不可求的。
中外音乐的差别与故事
问：你是学医出身，不知这对你的生活和音乐有多大的影响？
罗大佑：我是学医出身，从小学到大学，一共读了19年，而且毕业后，医生执照也不幸给我考过了，后来我还当过一年多的医生。我的父亲、哥哥、姐姐都是读的医学院，但我们家还有一个传统，就是都学了钢琴。考大学时，第一年我考上了台中的医学院，因为想留在台北，就休学了一年，这一年一边玩音乐，一边读点书，第二年再考，又是同样一所学校，没办法，认命只好去读。当医生的经历对我创作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当过医生，所以在考虑很多人生的问题时，会跟别人不一样。再有就是我开始是在放射科，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习惯戴墨镜，开始时就是不愿意被舞台上的灯照射，可能也就是想掩饰点什么吧！
问：你的歌曲影响了许多人，特别是那些今天三十多岁的人，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听罗大佑的歌长大的”，那么哪些歌影响过你呢？
罗：一种是中国早期的民歌，比如王洛宾先生整理的许多作品，《掀起你的盖头来》什么的，我听了就特别感动。为此我还专程到新疆去向王先生请教，结果受益特别多。再有一种就是西洋的一些民谣、摇滚类的现代音乐，比如你们都知道的BOB DYLAN。除了他的音乐，我想他还对我有一个启示：嗓子很烂的人也可以当歌手(大笑)。
问：1985年之后，你多次去美国，你认为中国的摇滚乐与西方的摇滚乐最大的差距或者说区别是什么？
罗：摇滚乐最大的特点是它完全是一种科技的产物，所有的乐器如果不插电，就只有鼓会响，人家还会说它的声音不够响。西洋的摇滚产生在60年代，也是冷战的产物。因为大家想要和平，如果和风细雨地说“我们要和平”是没有力的。这是一个大背景。中国的摇滚不同，像崔健，他是把中国民乐与西方的电子乐结合起来，我去听它时，远古的声音和现代的声音都有，这很有意义。现在大家对摇滚的理解，还是要离经叛道，故意很大声地唱，像罗大佑这样，其实不必，摇滚应该是传统现代融合起来的，再加上全世界都通用的一种情感。
问：我们第一次听到的《是否》是苏芮唱的，后来才你唱，你唱得很忧郁，这里面是不是有故事？
罗：歌词里有“是否我将不再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嘛，大不了一死，为什么要哭，所以我没先唱。事实上，我一直当自己是个作曲家，看别人唱我的歌是最幸福的，我是去年才开始作演唱会的。故事……(笑)我一向是个坦白从宽的人，故事不过是有一个女朋友，后来不在一起了就分手了。情歌有两种，一种是开心的，一种是分手的，基本上流传的都是后一种。其实在写《光阴的故事》时，我就有恋爱的情况了，基本是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对象，即使是同一个人物，可能也会因为相处的情况不一样，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感觉。
我写的情歌总是不开心的多，因为人在幸福的时候，总是很容易忘记自己的幸福的，而在不幸的时候，才会品味那些过去的幸福。
问：在《恋曲1980》中，你写道“你不属于我，我也不拥有你”，这样写爱情好像不太好，但我们都还挺喜欢。这是你的观点吗？
罗：当时是1979年，我正在台北市仁爱医院妇产科实习。早上开会时，我坐在那里走神，因为我的感情正在变化。我突然想到，即使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也不会有海枯石烂的情况，两个生命都是独立的，这个生命不会完全属于另一个生命。你在讲“我爱你”时，是用很大的声音讲的，但你总不能一辈子都有这么大的声音。有时候人是很脆弱，因为环境、条件的改变，情感会变，对我来说，“你不属于我，我也不拥有你，我们彼此没有占有的权利”。
这好像违反了常理，因为我们总是觉得感情是越持久越好，但千万别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世界上只有一种情感，那就是父母亲对小孩子的情感是理所当然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从相逢到最后殉情，总共只有四天的时间，在这四天中所有爱情的价值都实现了。而实际上的情况是，下个月你可能又遇到一个女朋友，你又变心了。
问：许多艺术家们在创作中，总是需要情感不断地刺激，对你来说是不是经常会有新的情感来给你的写作增加激情呢？
罗：音乐，一首歌，除了情感它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写一首歌后面所需要的支持力，跟对生命价值观的认定，是要血淋淋的，真的要进到感情的最深处，要真刀真枪的，抓住灵魂最真的地方。这样讲好像很抽象，其实就是你突然不由自主地起了鸡皮疙瘩的地方，写一首歌看上去很简单，事实上，你要硬让它有起鸡皮疙瘩的效果，是不可能的，要让它有生命很难很难。这当然需要生命的热情。当时间、空间变化时，你所面对的同一个人，或者你在变心，或者对方在变心，这需要你去选择。是不是说，写歌就一定要去找女朋友，去一次次地谈恋爱，也不是这样，而是你要不断地付出真心，去面对对方。
问：讲一下你的初恋可以吧？
罗：(笑)初恋有两种，一种是自己苦闷异常好几个月，对方一点都不知道，一种是有四颗眼睛，起了火花。我的初恋开始时是19岁，维持了八九个月，因为我从台北到了台中读大学，所以就分开了，后来就真的结束了。
问：那你是不是给她写了歌？
罗：写了曲子，但没有流传，都是不成功的。
问：在你的作品中，有多少是写给这样的女孩子，有多少是写给你的爱人同志李烈的？
罗：基本上每一首歌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但这不一定就是一段恋爱。我写给李烈的歌，现在公开的有三首，然后没有出版的还有三首。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很长了，然后中间也有很多波折，所以很多歌会有这些时间中留下的痕迹。(青岛晚报记者张彤)
将要在深圳开演唱会的罗大佑近日又走进广东电台直播室，面向众人，敞开心扉。也许有一首歌更合适罗大佑来唱，那就是《我很丑，但我很温柔》。
写歌需要孤独的环境
问：写歌的人都喜欢孤独，是这样吗？
罗：没有办法，写歌需要这样的环境。
特别在深夜的时候最能写出好歌。
问：你说你是个享受孤独的人，会不会觉得对你的另一半不公平？
罗：两个人在一起就要学习怎样相处，除了面对面的时候，还要面对不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这部分更重要。而且两个人在一起也要有私人空间。现在有些夫妻不仅生活在一起，还是同事，工作也在一起，我不相信这样的日子可以过50年。这是同事的过法，不是爱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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